庐山上的培训及各种会议即将结束的一天下午，宋志刚在返回宿舍楼的路上遇到了蒋经国。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蒋经国：“下山后你有什么打算？”宋志刚：“我是当兵的，你看能否在国防部里让我干点什么。” 蒋经国：“不行，你的学历太浅了，还是再去读书吧，没点知识以后的事情不好办。”
第二天，两人恰巧又遇上了，蒋经国接着前一天的话题说：“你想好了没有？”宋志刚说：“想好了，上学嘛。”“你想上什么大学？”“我高中还没毕业呢，不能上大学吧？”“你上大学政府是有优待的，因为你是高中二年级就自愿报名参加青年军的，把这两年都算上就够格了。”
这时，教育部部长朱家华刚好走过来，蒋经国便说：“朱部长，我这里有个学生想上大学，你看能给安排吗？”得到朱家华的许诺后，蒋经国问宋志刚：“你愿意到南京上中央大学吗？”宋志刚说：“南京太热，我想到西安上大学。” 蒋经国有些不悦：“我猜你也会这么说，你们北方人就是恋家，好男儿应当志在四方嘛。这样，你去上东北大学吧，我是东北九省的特派员，有什么事情方便招呼你。”
又一天，宋志刚遇见了杜聿明，杜聿明问他是否愿意跟着自己到军队里去干？说完后又有所顾虑地问：“蒋先生是怎么对你说的？”宋志刚说：“蒋先生让我继续读书。”杜聿明立刻说：“好好好，那你就一切都听蒋先生的安排吧，我这里可不敢要你。”
终于开始下山了，宋志刚对蒋经国说自己决定去东北上学，蒋经国说：“好，既然这样，我的办公地点在沈阳火车南站新苑大楼，有事到那里找我，或者写信给沈阳的青年联谊会转交给我。”
在去沈阳的途中，宋志刚与时任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的弟弟吴国正（网上未查到此人，但有哥哥吴国柄）及另外三位三青团团员一起在上海玩了两天，分别时吴国正也想挽留宋志刚留在上海，但他马上又问：“蒋先生对你是怎么说的？”宋志刚说：“没说什么。”意识到宋志刚在回避，吴国正连连点头说：“好，不说了，不说了。”
“一到沈阳，我们就接到集体退伍的通知书，”宋志刚说：“我和一位战友去办事处办手续时，一位副官却因为忙不过来而让我临时干一些为退伍官兵联系交通、住宿的工作。那些日子，每天都有大量退伍官兵来到那里，每个人的吃住问题都得安排，所以工作量很大。有一天，我奉命去银行取了10000元公款后随手装进衣兜里，路过一家名叫南京大戏院的园子时进去看了一场电影，结果衣兜被小偷割破，钱也被偷了。当时，3000元金圆劵能买1两黄金，我丢了这么大的一笔巨款真不知如何向上司交代。无奈之下，只好找当时主管我们的戴笠处长汇报。没想到他却淡淡地说：“你看着处理好就行了。”我赶紧找军需处长请教处理办法，他便用提高伙食支出费用的方法把账走平了。”
由此可见，那时的国民党内部财务管理确实已经混乱，腐败也已成风了，宋志刚退伍时的情形就更能印证这一点：根据规定，所有退伍官兵都要根据军龄和返家路程计算退伍费，一般都是7000至8000元。但了解宋志刚与蒋经国关系的退伍管理处处长在得知宋志刚还要上学后，就主动问宋志刚需要多少退伍费，宋志刚说20000就行，他却说少了，最后给了50000元。得到这笔钱后，宋志刚不敢存银行，怕不保险，也不敢寄回家，怕给已处在红区的家里带来麻烦。最后只好买了些自己用的东西，剩下的很快就贬值得没有多少了。
进入学费全部由国防部开支的东北大学后，不想再过问政治的宋志刚选择了离校本部七、八里外的农学院学习农业，但是国民党在党团合并后却给他发了新党员证，他也就稀里糊涂地成为了国民党党员。在那两年时间里，他没有主动与蒋经国联系过，可是蒋经国却一直记挂着这位拜把子兄弟。第二年春天，蒋经国托人转给宋志刚一封信，说自己的工作可能会有变动，让宋志刚有事时通过青年联谊会联系他（当时全国各省都有该组织，他是总会长）。为此宋志刚回信表示了感谢。不久，蒋经国又来信问宋志刚钱够不够花，要不要钱订书订报，还说现在全国的学生运动闹得比较大，让宋志刚注意不要多说话，不要盲目地卷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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