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西燕

　　我最头痛学历史课，因为背记各种年号、历史大事件太难了。然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经历想忘都难。中国的改革开放让我和我的父亲共同感受了我们整个国家命运的转变，百姓政治态度的转变。

　　1973年我从秦城监狱探望被羁押近八年的父亲后，无望的感到：这辈子是黑帮子女，要夹着尾巴活人到底。当1975年单位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时，师傅对我说：“西燕，你工作表现没说的，但别报名，人事处的人让传话，你政审过不了关。”我偷偷哭了一场，发誓永远不再幻想上大学。当父亲1975年被押送到陕西大荔农场监管劳改时，他拉着我的手问：“为什么小小年纪当工人而不去读书？”我告诉他：“我本应下乡当农民，因为哥姐都当农民了，成分不好，很难被招工，我再下乡家里就无户口了，学校照顾我让我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留城当工人，幸运的就像摘了月亮。”父亲表情又呆滞又可怜。1977年我在户县电厂干活，父亲捎话告诉我邓小平上台了，惊人的举措是恢复高考。我的回答是：骗人，鬼才信，成分不好考也是白费神。而迟迟不肯回西安。后来终被父亲说服，报名上了考场，但看到语文作文的题目“给科技大会的一封信”时，竟然木讷的提笔无词，真实的感情一点不会表述，下笔全是假、大、空的套话、套词，生怕写错了话被批被抓。这篇作文可以说是我最后一次写的最无聊最空洞最口号式的文章（难怪没考上）。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年我又第二次进入高考考场，这一次给了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机遇。记得考政治答最后一道论述大题时，我联系实际下笔千言，竟写的自己泪流满面。从1978年10月踏进西安医学院（现交大医学院），我一头埋入书中，两耳不闻窗外事，苦读五年毕业。我告诫自己，做一个好医生或者好教师，千万不要过问政治，甚至连报纸都不看。直到1992年，赵寿山的孙子赵武原大哥给我介绍民革组织时，我才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跟父亲谈起一个人除搞专业挣钱养家之外，尚有政治责任政治信仰。也第一次了解到祖父和父亲都是统战工作中知名的“老统战”，知道了我国政治舞台上除执政党共产党外尚有八个民主党派。也第一次惊讶的从父亲这样一个老布尔什维克、老共产党员的嘴里听到鼓励我加入民革的话语。好几天我都在试探父亲：和我开玩笑？

　　1993年是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的一年，这一年我正式加入了民革组织。民革为我提供了如同第二次上大学般的新奇和空间，在多种多样的支部活动、各种报告会、讲座，特别是社会主义学院的培训学习，我的政治热情，政治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对民生对社会对政治漠然，躲闪不愿触及到关注、积极坦言表述意见；从唯一的医学生理学知识领域扩展到百姓最关注的养老、教育、环保等问题；从一个教师的职业范畴涉足到对省政府“人人技能工程”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调研与探讨。2007年11月我国发布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标志着中国向全世界宣布了我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这一年我有幸被民革省委会推荐为第十届陕西省政协委员，更是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和表述自己政治观点的机会。记得在省政协新委员培训会上我这样讲过：政协委员的称号对我最大的作用是政治责任、约束和压力。这个身份在时刻提醒我：说话要有水平，行为要得体（买菜都不能随便吵架）。我教书之外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写出好的提案议案。我现已担任两届民革基层支部主委。

　　老父亲现已95岁了，他让我最感欣慰的一句玩笑话是：你天生就是个提意见的民主党派人。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我和父亲一道从阴霾走入阳光，我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不仅仅是上大学，更重要的是政治生命的获得。（作者郝西燕系民革省直交大委员会第三支部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