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汪精卫出走重庆后，力图通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进行为我所用式的诠释：一是渲染英美在亚洲的历史和现实的威胁作用；二是试图贯通大亚洲主义和三民主义以及近卫三原则。本文旨在具体梳理这种诠释的具体内容并指出其历史和现实原因，指出“大亚洲主义”中潜存的黄白种族竞争意识是汪精卫在抗战对华十分不利情势下对日本产生和平幻想的思想引线。

 

    关 键 词：  汪精卫  大亚洲主义  孙中山   黄白种族竞争    

 

    1938年12月底，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离开重庆，经昆明前往河内随后并发表诸多呼吁中日和平的言论。汪此举引起国内外的极大震动。长期以来，汪精卫为何要出走即成为学术界经久不衰的课题。其中，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论述也得到相当关注。对孙中山提到的“大亚洲主义”的进行释读是汪精卫出走重庆以后，尤其是在近卫三原则出台后，在理论上为其对日“和平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作辩护重要努力。国内史学界的目光多集中在对二十年代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的研究。而对汪精卫出走以后所言“大亚洲主义”的具体内涵及其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之间关系仍不够明晰。韩国学者裴京汉1998年发表的《汪伪政权与“大亚洲主义”》一文，比较了汪孙“大亚洲主义”以及和日本相关理论的关系，但是对汪精卫“大亚洲主义”之究竟仍有待进一步整理。[１] 且国内史学界似乎基本上形成定论，认为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是汪精卫完全曲解利用孙中山相关主义的汉奸言论。但是，最近十几年来，日本明治大学政治学教授土屋光芳推进了对此问题的研究，他注意到汪精卫与孙中山二人在“大亚洲主义”问题上的密切关系。笔者认为，汪精卫出走重庆，倡导对日和平运动，“大亚洲主义”这点而言，仍然值得进一步发掘其原因，其中“大亚洲主义”中潜存的黄种人和白种人竞争意识对于汪精卫分析当时中日关系，东亚局势和美英关系具有巨大的影响。

 

一

   

    日俄战争中日本获胜后，西方世界 “黄祸论”一度甚嚣尘上，宣扬黄种人对白种人的威胁，[２]孙中山此时期也与日本国内初现的“大亚洲主义”逐步接近。 1897年，在一次和宫崎寅藏关于中国革命策略的谈话中，他和宫崎都认为中国应当联合日本抵抗“西势东渐之凶锋”。[３] 1913年，孙中山在日本参观时，仍然从人种竞争的角度将日本引为同文同种的友邦，称“白种人就已经对黄种人挑起竞争，我东亚各国也应加强联合友好，对抗白色人种。”[４] 甚至在1918年，他仍然“希望日本由现在默然坐视英美之跋扈转而采取果断措施坚持东亚联盟的理想以援助本人，以资实现将来之大计。”[５] 需要说明的是，孙中山此时发表如此言论，并非他对日本的一厢情愿，其实此时日本因受到国际上排日思潮和美国对日本的挤压，民间也再次兴起了亚洲联合的思想。[６]1924年，当孙中山北上时途经日本，正受到美国当年排日移民法案激怒的日本人邀请孙中山就指定题目发表言论。“排日法案所引起的日本乃至东亚局势的变动,可以说是影响孙中山日本之行及其大亚洲主义演讲的最主要外部原因。”[７]孙中山此次演讲，即著名的《大亚洲主义》。

    孙中山对英美以及种族问题的态度，有其自己的演变和逻辑。1901年，在与记者林奇的谈话中，为了打消这位记者对于未来中国强盛时可能产生“黄祸”的疑虑，孙中山将“黄祸”的种族竞争色彩淡化，转换为一个工业竞争的问题，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无需再把中国劳工廉价输出到世界其他地方去”[８]，因而所谓“黄祸”问题将不会发生。在孙中山看来，种族问题和国家问题是必须分而论之两个问题，二者不能混淆，只是在人种竞争的确存在时，种族竞争才有意义，也只有在这种现实关照下，所谓同文同种的中日才具有一致关联性。[９] 而其晚年关于种族问题的解说，则明显发生重大转变，1924年，在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说之前，孙中山对人种竞争之说已经迥异于以前的观察，认为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将由人种竞争转而变为“黄种与黄种、白种与白种，黄联黄、白联白之争，名为阶级战争，即为被压迫者与强暴者之战争，亦即为武力与公理之战争。”[１０]不难发现孙中山此时基本上已经从其早期单纯的种族竞争思想走了出来，明显受到当时苏俄和中国国内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而当年晚些时候发表的“大亚洲主义”演说，理想的世界法则已经既不是种族对抗，也不是阶级联合，而是他极力提倡的“王道”政治，文化竞争超乎诸说之上以打破欧战“注重功利的文化”和“霸道的文化”。[１１]

    由此可见，孙中山论述英美时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从种族角度而言，孙中山那些具有与欧美具有种族竞争意味的言论，其关怀仍然在于维护“中国”的“国”，种族的意味并不强烈。其次，孙中山显然对日本人提倡大亚洲主义的现实功利性有所了解，他对“大亚洲主义作了两种明智的区分：即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之不同；日本军阀和日本国民也有所不同。日本军阀对中国肆行霸道政治的侵略行为，孙中山实际上是严厉批评的。再者，从政治上而言，中国的独立和自由，是中日联合面对欧美的基本前提条件，只有在英美威胁到中国本身生存这个前提下，英美可以成为“亚洲”的共同对手。如果日本也威胁中国安全，那么，日本和欧美无异，中日联合式的“大亚洲主义”就没有意义，更何况孙的中日联合思想中,包含有以中国为中心的意思。[１２]

                                  

二

    汪精卫离开重庆鼓吹对日和平后，当时英国外交部远东司高级官员约翰·布莱南对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科尔发回的时局报告进行评论时也认为“汪先生过去的历史使人难以相信他仅仅是个易被收买而毫无原则的叛徒，是一个为了金钱而把自己的国家卖给日本的小人。”[１３]学者对汪精卫出走的各种原因也有较好的总结，此处不赘述。[１４] 笔者认为汪精卫投敌也和其思想意识中潜存的黄白种族竞争意识有关。此种思想和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所包含的亚洲联合思想有历史上的关联，并影响到汪对当时中国和国际形势的认知框架。此种认知框架，既可看作是事后对“大亚洲主义”的思想利用，也不能否认其一贯之的种族竞争意识的影响。

    在孙中山的言论里，汪精卫发现了其所谓和日本联合反击“英美侵略”的国父遗训，并据此构建了一副英美侵略中国的百年历史画卷。[１５]进而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解释为“救国主义”，亦即将中国从欧美“殖民主义的侵略”中拯救出来。[１６]他在阐述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时，强化欧美和中日对立的种族意味，[１７]夸大欧美的威胁，淡化孙中山的批评日本侵略的言论，将英美当作危害中国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唯一因素。汪精卫从事其和平运动时，正是1939年11月，其时欧洲大战已经爆发，德国在欧洲大陆上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军事优势。汪精卫罔顾孙中山相关论述的原意，也许正是因为他自信自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日本军事实力的迷信，对国内共产党力量的政治意图的认定以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当德国和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协议时，汪精卫对自己的上述判断更加自信，进而对重庆国民政府宣传的依靠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完全可以抗击日本侵略的说法大加嘲笑。[１８]

    汪精卫对日本侵华持有上述看法，除了学术界已经注意到的他因对日本军事实力的恐惧而希望保持国脉以图将来复兴这一颇为天真的企望的原因外，尤其要注意他一生对日观点的变化，在早期的《申论革命决不致招瓜分之祸》一文中，他在分析了19世纪末列强在中国瓜分领土打破了原来的均势政策之后，认为日本攫取满洲,割据辽东之举,是由于看到清廷“积弊疲玩，无唇齿相依之资格，遂奋然有制驭朝鲜割据辽东半岛之举，其意欲以藉为自国之屏蔽。”指出三国干涉还辽后俄国势力张大，“东亚之危，不绝如发”，而日本独任其艰，夸赞日本谋与俄罗斯决生死，“真有卧薪尝胆之风”。[１９] 这段话和汪精卫积极从事对日和平后的言论如此相似，即如1939年他说"中国今日不但要和日本分担东亚的责任，并且要有力量来分担这个责任，如果中国还不能够从次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来，如果中国还不能够得到自由平等，中国便没有力量来分担安定东亚建设东亚的责任。”[２０]如果说此时汪精卫就有为日后卖国当汉奸奠基的意图，未免失之客观。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明确指出日本的这种行为是“侵略”，通篇所贯穿的，也是警醒国人以图自强的语气，不过包含其中的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倒足以引起我们注意。可见汪精卫日后对日本的判断其来有自。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汪精卫和孙中山此时期对日俄战争在种族问题上分析视角十分接近。日本学者土屋光芳认为“孙中山和汪精卫都认为‘大亚洲主义’的目的是把欧美的统治势力从中国扫除。 特别是对于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不只是日本这一个国家，作为解放东西亚洲的契机而应该被人关注。这个主张是根据想要打倒清朝的孙中山和汪精卫的共同的体验而来的。”[２１]土屋光芳这个分析是中肯的。 就汪精卫个人思想历程而言，也可从晚清革命时期他关于种族思想的言论中找到渊源。在与梁启超的辩论中，他即言“民族云者，人种学上之用语也……民族者，同气类之继续的人类团体也。”[２２]按照这个充满种族意味的“民族”概念，民族的“同气类”才是关键。显然在当时的革命党人看来，能够引为“同气类”者只能是刚刚以“宪政”战胜“君主专制”俄国的“同文同种”的日本。甚至有学者认为此时期的留日经历培养了汪的亲日情结。[２３]

    当日本在军事上获得巨大优势时，汪精卫对当时东亚乃至世界形势的判断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不难见到种族意识对他的影响。汪精卫认为从国际形势来看，中国加入英美一方将导致完全沦落，而站在日本这一方倒是明智选择。在这个基础上，中日之间可以实现互补，共同协助以反抗“英美侵略主义”。在汪精卫看来，英美侵略是中国走向独立的真正阻碍。这里面不难看到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另外一面的影响。英美，尤其是英国在孙中山眼中的确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在中国驱逐英美侵华势力也一度是孙中山的愿望。在汪精卫认定日本具有不可战胜的军事实力之下，如果日本具有真正的和平愿望，依靠日本驱逐英美在中国的势力，岂不是两全其美之事。不过后来的中国史家多认为日本在实行战略欺骗，其实并没有和平愿望。汪精卫判断日本有求和意愿也有其依据。当时日本近卫内阁体现出一定的和谈需求，日本方面也的确存在一股政治力量对中日和平抱有一定的期待，其中固然有服务于日本本身国家战略而避免而中国死战的一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近卫内阁的某些智囊人物多少具有一些“大亚洲主义”的思想底色，其内阁智囊人物如尾崎实秀甚至抱有背景复杂的与中国联合思想。[２４]汪精卫接触的从事和平运动的日方人物也具有较长的与东亚联合的家族思想渊源。如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持有亚洲联合思想的犬养毅之子犬养健等。[２５]汪在中日再战中国必亡的的悲观判断下，遇见这些对中国多少持有比较温和政策取向的日本政界人物，较容易接受这种“大亚洲主义”思想下的中日和平诉求，尽管日本方面的考虑有实际的一面，且从事此和平运动的日方人物后来在政界的影响日趋衰微。这一未必无理想主义色彩的“大亚洲主义”对双方当事人而言，都可看作一种和平运动的失败。

    汪精卫在黄种人和白种人种族竞争的框架下对英美在亚洲侵略行为的抨击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英国在战时丘吉尔对华采取的民族利己立场，并试图维持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势力的企图已为世所共知。[２６]汪精卫的大亚洲联合思想在中国这样的“次殖民地”或许不容易得到共鸣，但是在亚洲其他沦为英美殖民地的国家，如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乃至印度等，日本与英美法的作战其实引起的反响有所不同。在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对于日本人击败荷兰人的评论是：“我们印度尼西亚人由此懂得，（我们的）白种主人和一般的白种人并不是天生就高人一筹，亚洲人可以很容易地把它们撵走。”在缅甸，人们对日本驱逐白人殖民者，帮助获得民族独立的军事努力表示感激和赞赏，在有些国家，如菲律宾等，对战时与日本采取合作姿态而战后成为国家领导人并没有引起民族感情上过多的忧虑。[２７]目前尚不清楚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是否受到上述情况的鼓舞或者启发，但可以肯定地是，亚洲联合抗击白人殖民者（主要是英美）这样的论述在汪精卫集团的宣传中比比皆是。标准的汪系“大亚洲主义”的定义是“大亚洲主义就是要凭藉亚洲各个民族的势力来对抗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的一种自卫的政策。因为这个缘故，亚洲所有民族里边的独立国家像中国日本满洲泰国等就得要首先互相提携，结为同盟，大家一致的拿出王道的精神，来恢复亚洲过去光荣的历史，以奠定亚洲甚或全世界的永久和平。”[２８]

    显然，这个概念里把中国东北地区当作一个独立国家来看待的提法，伤害了一个基本独立国家的民族感情。汪精卫在抗战必亡的判断下对英美的种族主义诉求难以获得民族主义情感迸发的中国人的共鸣。随着近卫内阁的倒台，日本决策层中主张对华和谈的势力日益边缘化，汪精卫对日和谈之路也愈益艰难，最后当他发现自己无力改变日本军阀对华肆行侵略的行径时已经骑虎难下。正陶希圣对何兹全所言当时情形“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现是毒酒，不喝了。汪精卫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了。”[２９]当种族主义诉求日益为现实的侵略和民族苦难现实所击碎时，汪精卫和平运动的精神动力也逐渐枯竭。欧美白种人逐渐放弃通过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权益的举措使得汪系人马黄白种族对抗的宣传感染力下降。随着战事的进行，日本不可战胜的泡沫破灭，汪精卫所断言的抗战要胜利“除非产生奇迹”正成为现实，[３０]他的对日“和平”举措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坐实了反对者所攻击的“投降”实质。[３１]尽管孙中山和汪精卫在“大亚洲主义”理论上有黄白种族竞争的共识，但是汪精卫的言论模糊了二者之间的背景，他援引孙中山“大亚洲主义”，鼓吹亚洲种族主义思想为其和平运动辩护，失去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要求的民族立场，最终成为日本军阀实施对华军事侵略的傀儡。（作者肖守贸系长安大学政治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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