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有可能一万句的解释都弥补不了。

    从《手机》的真话之难寻与说谎之必要，到《我叫刘跃进》人际间的偶然与必然，刘震云费时三年创作《一句顶一万句》为生而为人，“觅知音”之必要。

    《一句顶一万句》被称中国版《百年孤独》，是刘震云的一个成熟、大气之作。但绝对不是经历过“文革”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人们下意识中林彪奉承伟大领袖说的那句话。

    此作分为两部：《出延津记》与《回延津记》。上部“出延津记”讲述的是在二十世纪前期的河南农村，一个孤独无助的农民———吴摩西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在路上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她，他不得不走出延津；下部“回延津记”记述了吴摩西养女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走向延津的故事。一去一来，延宕百年。故事看似简单，但回味悠长。书中的人物绝大部分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

    “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表面上看主要是在讲杨百顺和牛爱国两个人的历史，但只要对之细细咀嚼与回味，便会明白实际上是在讲“孤独”的历史。 “孤独”世代相传，祖辈的故事在后辈的身上重演，祖辈的“孤独”也在后辈身上的延续。

    小说叙事方式采用拟话本，从一条线索捋出另一条线索，每条线索都给你一一道来。比如，小说一开篇先讲杨百顺的爹与赶大车的老马之间的关系，扯出了镇上铁匠老李的故事，而这衍生出的故事里，又扯出老李与母亲之间的纠葛，那么长的篇幅，只是为了说清一句话——卖豆腐的老杨和赶大车的老马“不过心”，或者说，“老杨跟老马过心，老马跟老杨不过心”。一直这样缠绕下去，就会迎头撞上宿命。《一句顶一万句》就是宿命的，它的叙事也遵循着“因果循环”之说，凡事皆有其固，每个人物都有其来龙去脉。这是典型的中国世情小说的叙事模式。世间之事，“每个事中皆有原委，每个原委之中，又拐着好几道弯”。

    小说运用了类似于《水浒传》的传统叙事结构和本色的叙述语言，从市井细民到地方官员，将各色人等的人生轮流叙说、娓娓道来，对浮生百姓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多角度的展示，塑造了一组令人唏嘘不已的孤独者群像。尤其是上部“出延津记”，在主人公杨百顺的经历之外，大量笔墨用于书写各类次要人物的庸常人生。这些人物有的是颇具身份的父母官和东家，但更多的是出身卑微、从事着低等行当的草民，如卖醋的、卖豆腐的、打更的、打铁的、剃头的、教书的、杀猪的、染布的、算命的、喊丧的、劈竹的、弹棉花的、赶大车的、打银器的、烧锅炉的等等。这部小说中人物的命名也颇具匠心，只有主人公和少数人物是既有名又有姓的，其余人物都是在姓氏前加以“老”字予以称呼，而且姓氏几乎不重复，如此一来，“孤独”的普遍存在性便被清晰地呈现了出来。（陕煤地质一三一公司 马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