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仲

　　改革开放三十年，打破了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扫清了各种障碍性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体制的的改革，社会制度的创新，观念的改革，改革前三十年和改革后三十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理念：改革前三十年，首先是思想禁锢、保守，不解放、固步自封、墨守成规。那时，不让讲真话、说实话，一说就要带帽子、打棍子，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诬蔑，想要翻天。在那个年代里，实事不能求是，实事求是，做倒各自，有许多人就是因为实事求是，说实话，被打倒了，所以人们成了惊弓之鸟，报喜不报忧，不敢想，不敢说，当然更不敢做了，现在能说真话，敢说真话，这就是一个思想大解放。

　　三十年前，天天讲的是“革命”、“斗争”。什么“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革命加拼命，要粮不要命”而十六大以来讲的是科学发展观。

　　三十年讲的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十六大以来提出，在构建和谐社会。

　　三十年前主要搞了“权谋”、“巩固政权”，而十六大以来，注重解决民生问题，实行以人为本的宗旨，制定了一系列利民、爱民、安民、惠民、富民的具体政策。

　　喊了几十年“要为人民谋福利”、“解放全人类”的空头口号，但人民没有真正得到实惠，得到的只是缺吃、少穿、没住房、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饥寒交迫，到处可见讨饭要饭的人群。

　　在改革前三十年，由于商品紧缺，所有日用品都凭票购买，那时最走红的职业是司机，当时流行“方向盘一转，给个县长也不换。”因为认得司机可以从外面捎点煤、细粮、蔬菜、坐个便车；其次是售货员，认识售货员，可以走点“后门”，买肉可以给割肥点，农民想买点不要票的布头，干部可买到车子、手表等紧缺商品。那时，农民冬季穿不着调布面的“真羊皮坎肩，皮袄，皮裤”，夏天穿着补了好多层补丁的破衣衫，有钱的干部能穿上“的卡”或“的确良”衣服算是最豪华的时装。

　　市民的生活还算有保证，每人每月25斤粮，半斤肉，4两油，而农民每人每年吃不到100斤粮，只好瓜菜、洋芋代替。遇上灾荒年，就连这点粮也吃不到了。在那个年代，陕北的农民没有不吃糠的，没有没吃过野菜的。陕北的这些“神农”们，几乎品尝过“百草”，山里的那些“绿色食品”（野菜）都吃过。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陕北人成了“草食动物”，把山上的草都吃光了，什么秃梢、灰条、羊腿梢、槐树皮、榆树皮、红薯蔓子、玉米芯子（扒掉玉米剩下的棒子）、高粱刷子（高粱穗颗粒脱后的刷子）、苜蓿、苦菜都吃过，真是饥不择食。苦菜当然是陕北人的命根子，每顿饭都离不开，所以漫山遍野都是拔苦菜的人。人们常常为了争拔苦菜争吵、打架。在那个年月里，山里的苦菜几乎断了种。当把这些野菜都吃光了，只好外出要饭，家乡有近三分之二的人出去要饭，有的饿浮肿了，没有力气出去。

　　记得1965年，陕北大旱，我上大学前，给家里拔了许多苦菜，我母亲腌了两大缸（每缸能盛六斗米），母亲对我说：“我们今冬有吃的啦，饿不死啦，你放心地去念书吧！”（当时家里只有父母妹妹三个人）。至于苜蓿是轮不到人吃的，是驴的饲料，只有喂驴的人能偷吃点，1973年我们村有个社员在山上偷了一筐苜蓿，中午全家饱餐了一顿，有人给生产队长告发了，当天下午就召开全村社员批斗大会，会上一致批斗说是挖社会主义墙角，队长用指头指着这个人破口大骂：“你把苜蓿吃了，让驴吃什么？”我们今天才敢大胆地问，这是人话吗？是人重要还是驴重要？

　　上世纪七十年代，陕北各县的汽车站有一项政治任务，就是负责迁返“外流人员”（指向外跑出去讨饭要饭的人），人们因为家中无粮，山上的草都吃光了，实在无法忍受饥饿，与其活活饿死，不如出去要口饭吃，或许能活下来，由于人们求生欲望强烈，所以成群结队大批大批向外逃荒，政府当时一则嫌丢人，给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脸上抹黑，二则怕动乱，怕社会秩序不稳定，所以到处组织“小分队”设关卡，叫做“迁返站”把逃出去的抓住，在空窑里禁闭一两天后，像拉货一样，扔在解放牌大卡车的车厢里，一卡车一卡车的往回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