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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辛亥革命的几点认识

 发布时间:2012年02月03日  人气:
    纵观中国历史几千年,多少分合轮回,多少兴衰更替,辛亥革命之前是始终没有走出封建集权专制的怪圈。多少民众起义,成败与否都仅是为野心家搭起一个又一个舞台,演变为一次又一次的最高权力争夺。而百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则对于中华民族具有非凡的划时代意义。虽然辛亥革命在带来短暂的共和民主后很快归于专制复辟和军阀混战,但其产生的伟大影响和历史意义不容忽视。特别是无数的仁人志士的伟大探索与牺牲精神更不能被后人所遗忘。
    时值辛亥革命100周年,面对纷繁复杂的百年辛亥与百年探索,有太多的思考与探索,笔者不是历史学者,仅以普通民众的视角浅谈一下对武昌起义与辛亥革命的一些浅薄认识。
    一、武昌起义仅是辛亥革命历史中成功的首义
    由于近代史知识普及的浅显,当代的很多普通民众误把武昌起义胜利与民国建立这段时期认同为辛亥革命,其实不然,这仅是狭义的辛亥革命概念,就狭义而言,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传统纪年辛亥年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其中的高潮部分,是自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各省的革命事件。从广义而言,辛亥革命是指自19世纪末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满清统治在中国出现的一连串革命运动。
    武昌起义固有其仓促应变、准备不足等不利因素下成功的偶然性,但成功也有其必然性。
    自1895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举行的广州起义至1911年4月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举行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前后革命党领导的十余次起义,虽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也一定程度上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做了实践的准备与铺垫。这一时期,革命党人一直处心积虑要策动革命,但革命的形势却一直都不够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来,立宪派的成果初显,暴利革命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最关键的是,每次起义,都没有社会的呼应,基本上是革命党人单打独斗——他们一直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只手打天下,为此,暗杀成为起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从南到北,革命党人都在试制炸弹,不断地进行着暗杀活动,可惜,始终没把民众的觉悟炸出来,也没有把清朝炸垮了台。
    武昌起义前夕,辛亥广州起义刚刚被扑灭,清廷在暂时胜利面前得意忘形,连续犯了三个致命错误,导致辛亥年秋季的全国形势一发不可收拾,直接促使了武昌起义的成功。第一个致命错误,是“皇族内阁”。设立内阁、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本来是立宪改良派的主要诉求,他们没起来革命,就是因为还有这些盼望。但是,在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布成立以庆亲王为首的所谓责任内阁,但十三名内阁大臣中,汉族官僚仅四人,而且满洲贵族九人中,皇族占了七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此事直接导致了反清情绪的高涨,立宪派、汉人及各方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不满,认为清政府无意立宪,很多人便逐渐同情、倒向革命阵营。第二个致命错误,是激起四省保路运动。“皇族内阁”成立的第二天,清廷就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签约出卖给西方四国银行。四川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其实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由于拒不归还四川的股金,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民众的激烈反对,保路同志会提出“拒借洋款,废约保路”的口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可以说“皇族内阁”及其“铁路国有”政策,直接促进了民族革命的爆发,清王朝是在自掘坟墓。第三个致命错误:抽调湖北新军去四川镇压,导致武昌空虚。总之,武昌起义的成功,主要是革命形势和一些偶然因素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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