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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我的祖父——辛亥革命勋臣高祖宪先生

 发布时间:2011年11月02日  人气:
    凡我黄帝子孙必须勤学进取,崇文崇理,尚实尚武,树立完全人格,为爱国之志士,任救国之前驱。使我五千年文明古国一洗东亚病夫之羞,崛起于东方,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摘自祖父高祖宪先生在绥德中学堂的《开学勖辞》
 
 

    我的祖父高祖宪先生,字又尼,又宜,亦作幼尼、以字行。1871年1月10日(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生于陕西米脂县,1885年考取庠生。1886年(光绪十二年)入泾阳味经书院求学,师从著名学者刘光贲(古愚)先生,深得先生器重,并侍校注史籍,中西兼学。读书期间与新思潮人士交往甚密,与好友经常研讨时事政治及西方强国之道。祖父与张鹏一(扶万)、邢廷荚(瑞生)、曹骥观(道符)、王梦渭(璜吉 )诸人结成骊珠文社,日相磋磨,学业溢富。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参加乡试,应试文章痛言国是,谓甲午中日之战,中国败北是官场腐败、国贫民弱所致。应遵自强不息之古训,取法西洋,励精图治,富国强兵以雪国耻。文章辞严义正,洋洋洒洒,深得考官杨宜瀚(吟海)赏识。而主考徐坤(子厚)恐此文触怒朝廷,未敢录取。堂荐时争论极烈,祖父由此而得盛名。光绪二十八年(1902)再应乡试中举,遂任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史地教习。

    祖父在宏道高等学堂任教期间,了解到国外美利奴绵羊是优质高产细羊毛的优良品种,联想到我国绵羊和绵羊制品的发展,引进外国种羊,以图奖励并改进陕西的牧羊业,确立毛织工业的基础,亦可解决陕北人民的温饱问题。遂与郑尚真等人募集二十万元,于光绪三十年(1904)从国外进口美利奴绵羊数百头,在陕西安塞北路、周家栋附近建立牧场,以求实业救国。这是我国民间最早从国外引进优良种羊的开始。

    鉴于故乡陕北地瘠民贫,文化落后。祖父以启迪民智,培养人才,以教育救国为己任。曾任榆林中学堂教习,并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绥德中学堂监督 (校长) 。他亲笔书写“勤学爱国”四字悬于大厅,明示教育宗旨,又在《开学勖辞》中写道:“鸦片之役,列强知我积弱可欺,鲸吞蚕食,瓜分豆剥。大好河山,沦于异族,神明华胄,降为奴班祸莫惨于国亡,哀莫大于心死凡我黄帝子孙必须勤学进取,崇文崇理,尚实尚武,树立完全人格,为爱国之志士,任救国之前驱。使我五千年文明古国一洗东亚病夫之羞,崛起于东方,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以勉励学生,为富国强民而学。

    祖父高祖宪先生从事教育事业,桃李天下,杰出者众多。张季鸾、张奚若、李子逸、杜斌丞、康耀辰、马师儒、杨西堂、贺连城等人皆出其门下。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1907,3),陕西提学使刘廷琛饬委南郑县举人王淦、米脂县举人高祖宪(又尼)赴日本考察政治与实业。祖父接到通知后感到这是探求日本速强的原因,寻求救国之道的机会,随即动员弟子随他东渡日本留学、考察,以开阔视野,以为国用。祖父率马师表等十余名学生东渡日本留学或考察日本的政治、实业情况。祖父到日本后深感中国同盟会的政治主张,正是自己寻求多年的救国道路,随即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从事反清活动。他的弟子马师表、杨西堂、李子逸等人亦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同盟会陕西分会的倡议下,陕西同乡会召集陕西在东京的全体留学生和甘肃留学生协同创办《秦陇报》,该报宗旨名为“开通秦陇民智,痛除腐败之弊俗,输入最新之文明为唯一宗旨。”实际上是“反旧迎新”。然而,由于内部意见分歧,加之张孝慈(梓桥)、杨思(慎之)两位总编辑怕触怒清廷,影响前程,不辞而别,悄然回国。《秦陇报》面临夭折,《秦陇报》总经理党积龄(松年)先生找到祖父述之困境,祖父慷慨应诺并任总编辑。与经理人杨西堂(铭源)经多方努力,《秦陇报》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八日(1907.8.26)得以问世。祖父为该刊撰写了发刊词,指出:“今则比人已攫矿利,英、德强索路权,俄罗斯日思夺新疆、蒙古以制我死命”。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清王朝却“开门揖盗,认贼作子,迨生计益穷,事事仰人鼻息,举从前特立独行之概,遂变而为依赖乞怜之状”。祖父在发刊词中呼吁:“倘阅是编者震动脑海,勃起热忱,积羞成怒,积怒成愤,聚精神以运思想,思想愈灵;由思想以鼓精神,精神愈奋。不出数年,百废俱举吾关中豪杰、陇西狂士,必能与碧眼紫须众争黄池之一歃。”其爱国思想与激情溢于言表。《秦陇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清王朝的腐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表现了明显的革命倾向。《秦陇报》因各种原因仅出一期,却是陕甘留日学生首创革命刊物的有益尝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以后创办刊物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秦陇报》因陕甘留日学生意见分歧,仅出一期被迫停刊。《秦陇报》停刊后,一部分陕甘留学生协商,将《秦陇报》更名为《关陇报》继续出版,祖父参与了该报的创刊筹备工作。《关陇报》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1908.2)面世。同盟会陕西分会在《关陇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创办陕西第一牧场说明书(后附创办简章)》,在该文附录《陕西第一牧场创办简章》中确定祖父高祖宪为陕西第一牧场总理,郑尚真为董事。此时,祖父正与陕西同盟会骨干正着手创办新的旗帜鲜明的反清刊物。

    《秦陇报》停刊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1908.2.26),陕西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井勿幕(文渊)汲取《秦陇报》的经验教训,建议由同盟会骨干创办新的反清刊物《夏声》月刊。由祖父高祖宪(又尼)、李子逸(元鼎)主办,杨西堂(铭源)、茹卓婷(欲立)、张季鸾(炽章)先后担任主编,在东京创办《夏声》月刊。《夏声》月刊出版至宣统元年八月十二日(1909.9.25)出第九期后停刊,前后达一年零七个月,是北方诸省留日学生创办刊物中时间最长的一家。《夏声》杂志是同盟会陕西分会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实际上成为同盟会陕西分会的机关刊物。与当时同盟会各省分会所发行的刊物如《云南》、《四川》、《晋乘》等并驾齐驱,成为同盟会陕西分会联系各方进步力量的枢纽。
     祖父高祖宪先生还集资从日本购回全套纺织机器,在米脂创办纺织厂。后因原料运输等困难,工厂停办。抗日战争时期,这些机器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发挥了作用。

     1908年下半年祖父回国,任教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以此为掩护,宣传革命,投身于同盟会领导的反清斗争。光绪三十四年(1908)祖父根据同盟会陕西分会安排,在耀县、北同官与米(脂)、延(安)相近之处的庙湾创办陕西第一畜牧场,任总理(场长),兼办党会,郑尚真为董事,邹炎(子良)等协办。畜牧场以养牛羊为名,广招贫民,普行社会民间宣传,实则为革命党人训练武装及往来联络的秘密据点。陕西同盟会的骨干人物 ,经常在此开会,决策革命大计。井勿幕等人曾在此试制炸弹,训练马队。辛亥革命时,陕西民军的炸弹队使用的炸弹,有些就是这里制造的。

    创办陕西第一牧场的同时,祖父又筹措资金在西安西大街开办“陕西制革厂”以此为掩护建立联络点,并为将来起义生产军用皮具,储备经费。(辛亥革命后皮革厂归都督府军政司,改名“陆军制革厂”。后由杨虎城的省政府建设厅出资并管理,抗日战争时期归国家资本控制。) 

    宣统元年九月初一(1909.10.14), 陕西咨议局成立,同盟会郭希仁(时斎)、李良才(桐轩)当选为副议长,祖父及井岳秀(嵩生)、柏惠民(筱余)等同盟会会员被选举为咨议局议员。于是咨议局里有了同盟会的秘密组织,他们利用咨议局议员的公开身份积极从事反清斗争,与同盟会郭希仁(时斋)和新军同盟会骨干张鈁(伯英)策反清军将校,为武装夺取政权组织和积蓄力量。 

     宣统三年九月初一(1911年10月22日)清晨,陕西同盟会和新军、会党首领三十余人,在西安城西林家坟秘密集会,共商起义事项,公举张凤翔(翔初)为首领,钱鼎(定三)为副首领。宣统三年九月初一(1911年10月22日)西安反清起义爆发,一举而成,省城西安光复。27日陕西秦陇复汉军军政府正式成立,起义部队定名为秦陇复汉军。祖父为军政府总务府秘书厅负责人之一,后任都督府秘书长。时清政府调集大军,进攻陕西,潼关失守,清军逼近,形势危急。此时不少头领主张放弃西安,退守商洛龙驹寨,再图恢复。大都统张凤翙等人信心不足,担心西安不保。祖父力排众议,与同盟会骨干一起督促大都督张凤翙急调西路军驰援华阴。同时祖父主张坚守西安,绝不退缩,认为若丢失省城,则大势不可挽回。祖父说:我军与清军作战士气旺盛,惟财力缺乏。应“充实银行,通货币”,暂借各当铺的金银饰以充军饷急用,定会守住省城。“如此而犹守之不固,吾弗信也!”。祖父的意见在同盟会骨干的支持下,终被军政府采纳,潼关三失三得,转危为安,“陕局始定”其运筹帷幄之功,一时推为第一,为取得陕西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元年(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陕西都督府的一些当权者投靠袁世凯,打击、排挤以井勿幕(文渊)为首的进步力量。祖父对此举不以为然,主张有功于辛亥革命的同志应戮力同心,为民国共创始基,不计个人得失,以保民国。祖父在进步力量遭受打击之时,毅然坚持主张成立善后委员会,清理辛亥起义以来陕西军政府的收支账目,以廉洁政府,取信于民。祖父的建议遭到一些官吏的极力反对,他们密谋行刺,所幸被大都督张凤翙及时阻止。祖父的建议最终得到批准实施,翌年中央政府来陕进行财政检查,对陕西的财政账目表示满意。在陕西都督府的几年中,祖父担任过都督府秘书长、榆林道观察使、关中道观察使、关中道尹等职。

    民国三年夏(1914。7),袁世凯免去张凤翙(翔初)陕西都督之职,派其亲信陆建章督陕,攫夺革命成果,进一步打击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陆以残酷镇压革命志士闻名于世,有“陆屠户”之称。陆到陕后,一些昔日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当权者为了个人禄位,对陆阿谀逢迎,祖父深为不满,愤而辞职,加之官场腐败,尔虞我诈,祖父对此深恶痛绝,从此远离官场。

     民国四年二月(1915)祖父举家移居北京,住在四川营棉花二条。此时说客盈门,一些陕籍政客拉拢祖父支持袁氏复辟帝制,许以高官,均被祖父拒之门外。祖父虽无力阻止袁氏复辟,亦不与其同流合污。宁可鬻字行医,维持生计,决不趋炎附势。祖父收入微薄,仍然支持陕籍反袁志士,在北京棉花二条寓所为他们提供食宿。于右任先生敬佩祖父的德行人品,亲书对联一幅,委托惠有光先生赴北京相赠,联云:“救国尊今圣,读书为庶民”。惠又光与祖父密谈数日,他希望祖父返陕,共同举兵反袁。此时祖父已无意重返政坛,亦不甘心袁氏复辟帝制,遂以棉花二条寓所为惠有光先生在北京联络党人,提供食宿,建立联络点。后因家中来访人员日渐增多,不便保密,将惠有光先生移居四川营棉花四条延安会馆。此后祖父常与惠有光在邻近的菜市口大街“小有天酒馆”商谈大事,出谋划策。有时祖父会派我的伯父高建白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杜斌丞、马师儒前往看望惠有光先生或传递消息,为铲除袁氏重建民国尽绵薄之力。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为祖父两次颁发三等嘉禾勋章,以表彰祖父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贡 献。

    “九·一八”事变后,祖父主张全国一心、抵抗外侮。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我的父亲高元白先生携部分家人随北师大附中由北平迁往西安,祖父和堂姐振玉留在北平家中照顾有病的伯母贺淑兰女士(伯父高建白的夫人)。此时我的伯父高建白在西北军高桂滋部任旅长,率部在察北南口一带与日军激战。北平沦陷后,日寇侦知伯父高建白在前线与其激战而迁怒祖父,对祖父多次威胁,祖父傲雪欺霜,坚贞不屈。他说:“吾老矣,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倘有横逆裹身,即当以死报国!”1937年9月2日伯母贺淑兰女士不幸病逝,安葬好伯母后,祖父和堂姐振玉即绕道天津乘轮船至连云港,又乘火车经陇海线于10月3日到达西安,与家人团聚,后来全家移居陕西城固县。祖父到陕后被聘为陕西省临时参议会议员。1943年2月4日祖父病逝于城固县江湾村,享年73岁。祖父病逝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坟前的墓志铭由教育家林砺儒先生撰文、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书丹(祖父墓志铭拓片现存北京国家图书馆)。祖父生前著有《周易心悟》、《嘉乐堂诗文集》等。

    1943年6月6日国民政府在陕西省城固县藏经寺为祖父举行公祭大会,以缅怀祖父对国家的贡献。国民政府委派陕西省临时议会议长宋联奎(聚五)先生,陕西省民政厅厅长彭绍贤(君颐)先生主持公祭大会。委员长蒋中正先生委托彭绍贤(君颐)先生敬献了挽联、挽幛,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委托彭绍贤(君颐)先生送来《祭高又宜先生文》表达了对老战友的哀思。在公祭会场宋联奎、彭君颐、林砺儒、黎锦熙、袁子仁等先生;魏席儒专员等地方的官员以及在城固的文化名人、亲朋好友敬献了挽联、挽幛,以表达思念之情。

    省政府将高祖宪(又宜)先生事迹呈报国民政府,1943年7月29日国民政府为高祖宪颁发褒奖令,颂扬高祖宪先生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贡献。

     今天缅怀祖父高祖宪(又宜)先生,是因为祖父这一代知识分子具有铁肩傲骨,追求真理,矢志不渝。他们是辛亥革命的践行者,完成了摧毁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二千六百多年的封建统治制度。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开创中国历史上的民主共和政治,实现了中国由王朝体制向民主国家体制的重大转变,这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在我的心目中祖父这一辈辛亥革命的践行者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主要资料来源:《米脂县志》、台湾《革命人物志·第四期》、《陕西省志·人物志》、《陕西省志·报刊志》、《陕西省志·行政建置》、《陕西省志·科学技术志》、《陕西省志·大事记》、《陕西通史·明清卷》、《辛亥革命在陕西》、《陕西辛亥革命》、《宁夏文史资料·第二十八期》、《中华民国政府公告·第十四期》、《民国丛书:西北革命史征·第二卷》《延安地区政务志》、《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中国畜牧创造与米丘林学说》、《中国近代技术史》、《三秦历史文化辞典》.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张宏儒《.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北京出版社,1993年、《秦陇报》创刊号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关陇报》创刊号光绪三十四年、《夏声》创刊号光绪三十五年正月二十日、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辞源》1948第七版台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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