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兴会存在的时间虽短，但在同盟会组建、国民革命运动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阐述华兴会在同盟会中的重要地位及长期影响，以客观反映其历史贡献。

 

    华兴会是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个地域性的民族革命团体。她推动了内地其他革命团体的建立，为全国统一的民族民主革命政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华兴会筹划的长沙起义虽然未发而败，但她“开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使长沙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长沙起义后，华兴会领导人黄兴，东渡日本，并很快成为留日革命学生的领袖。 1905年，他与孙中山合作，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族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华兴会虽未留下完整的政治纲领性文件，但其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国民革命”，在推动内地革命运动勃起中作用深远，尤其在同盟会的组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华兴会在同盟会组建中的作用

    1903年黄兴从日本弘文学院毕业回国后，经过在上海、武汉再至长沙的大量宣传联络和努力，于1903年11月4日在长沙建立华兴会。刘揆一、宋教仁、刘道一、龙璋，叶谰、徐佛苏、彭邦栋、胡瑛等都参与了创建。华兴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因联络秘密会党，颇不便利，黄刘（指黄兴、刘揆一）等乃于华兴会外，另设同仇会，专为联络会党机关。”^[1] 第二年，华兴会欲发动长沙起义以达“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2]之目的，可是计划提前被当局发觉，黄兴流亡日本，会中主要负责人亦逃走。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华兴会以个人自由加入为基准，在同盟会筹备期间和成立以后，大部分成员先后加入同盟会，华兴会遂逐渐停止活动。虽然华兴会只存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即1903年成立至1905年同盟会成立止），其大部分主要负责人都一心服务于同盟会，因此华兴会并入同盟会后的影响依然存在。但实际上的派系之分或者说是政见的分歧也是长期客观存在的，而且影响深远。直到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国民党，加之各种因素的结合才使得华兴会之影响慢慢退去。在同盟会成立之时，华兴会在其内部所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二、华兴会在同盟会中的重要地位

    同盟会建立后，华兴会虽实际解散，但其影响仍在。最明显的就是同盟会组建之初的职权分配。在选出的三十多个职员中，只有两人属于孙中山的兴中会。同盟会“按‘三权分立’原则，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3]，而这三部中的主要负责人华兴会成员便占了两部，即执行部庶务黄兴和司法部检事张继，另外司法部检事为宋教仁。而又照同盟会总章规定：“总理他适时，由庶务代理一切，故庶务实居协理之地位。”^[4] 实际上，孙中山大部分时间并不在东京同盟会本部，而是在外筹资，同盟会的工作都是由执行部在做，而非孙中山一人之“总理”，执行部则是华兴会成员发表意见最好的地方。虽然华兴会的领导人如黄兴等有意避开派别之争，但由于同盟会本身就是一个存在着不同政见之人的暂时结合，故仍然会产生许多的摩擦。而在摩擦与融合中，更体现出华兴会的地位。同盟会从建立不久，孙中山就经常受到攻击，主要是由光复会的成员陶成章和章太炎发起的。1907年和1909年的两次倒孙风波最为严重。1907年，章大炎对党务经费分配与滥用问题的不满，掀起倒孙风潮，逼迫代理庶务刘揆一召开大会，欲开除孙中山，选举黄兴为总理。1909年陶成章、李燮和等因与孙中山意见不和而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在内部掀起第二次“倒孙风潮”，要求选举黄兴为总理。这一切都显示出同盟会的人心所向，孙中山在同盟会中的名义领袖地位是随时可以动摇的，而光复会中桀骜不驯者如章太炎等对待华兴会及其领导人的态度却是尊敬很多，黄兴在同盟会中已是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只是黄兴的谦让与孙中山的坚持才让这些攻击逐渐平息。同盟会也因为这一系列的政见分歧与矛盾，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作用，甚至到了解散的边缘。 直到1913年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当时的几个小党，组成国民党，才使得同盟会的部分人员重新聚集起来，不致党内的大分裂，形成一个正式的政党，为政权而斗争。重新建立起来的国民党，也实际上是围绕着原有华兴会的思想信念而工作的。虽然孙中山为理事长，实际上在负责党务的是代理宋教仁，“很明显，孙中山‘理想派’的思想指导失灵，其领袖地位实际上亦被否定。”。此时的国民党，是华兴会成员实施政治理想的最好平台，宋教仁极力在推行内阁制，黄兴也表现的很兴奋“并推广办法，大收会员，以厚势力”，而孙中山却只能退而实行他所谓的“实业救国”理念。孙中山的理想在同盟会中并不是得到很多人支持的，而华兴会却一直占据着党内活动的主导权。这些同盟会及后来组建的国民党的内部人事问题、政见纠纷，都以华兴会成员为主成为党内意见民心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