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华兴会对国民武装斗争的重要贡献

    华兴会与内地武装势力的密切联系也促使华兴会在同盟会中居于重要地位。在1907年至1911年间发生的孙中山所谓“十次革命”中，除了同盟会创立之前的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大部分都是由华兴会成员联系。虽然起义筹款绝大程度上依靠于孙中山在海外的集资，但是华兴会成员多次直接参与领导起义，使得他们有了多次与当地军队联系的机会，让黄兴网罗了一批军人和军队的支持，如当时云南新军桂林巡防营随营学堂监督蔡锷等。在同盟会刚成立不久，黄兴就去留日陆军学生中宣传入会，并从中选择了一些坚定分子组成丈夫团，为武装斗争准备骨干力量。这些人如李烈钧、陈炯明、熊克武、李根源等在后来辛亥革命各省起义和二次革命中担任了都督及军、师、旅、团等重要军职，在军队中有一定影响，也让军队部分听从于同盟会中以黄兴为主的华兴会之指挥。辛亥革命中共进社、文学会及湖北新军都与华兴会成员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文学社“通过胡瑛这个唯一的重要媒介，与全国革命运动取得联系。文学社的成员，几乎纯粹是湖北新军士兵。”^[5] 华兴会与中国内地武装势力的密切联系，使得其在革命中有着不容置疑的领导地位。这也是后来孙中山所抱怨者：“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无知少年学生及无饭食之亡命耳。”^[6] 甚至这些成了同盟会员反孙的借口和国内民众对孙中山和黄兴的认识，即“孙氏理想，黄氏实行”。陈其美在1915年2月《致黄克强书》中说到：“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志如谭（谭人凤）、宋（宋教仁）辈过沪上时，谈及吾党建者，必交推足下；以为孙氏（孙中山）理想，黄氏（黄兴）实行。夫谓足下无所增损。惟谓中山先生倾于理想，此语一入吾人脑际，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见不易见诸施行，迨至今日犹有持此言以反对中山先生者也。”^[7] 待华兴会领导人如宋教仁、黄兴相继逝世，华兴会人员逐渐因政见不同而分散。当对国民党的影响变淡时，这些军人中如陈炯明、唐继尧等便不再响应孙中山及国民党的命令。而陈炯明叛变成了最为严重之事件，也造就了国民党的两次东征。从民国刚建立就已经成了这样的局面：孙中山“虽在名义上是革命领袖，但相对地说却无力控制革命背后的力量。”^[8]直到黄埔军校的建立，孙和他的国民党才拥有真正自己的军队，遂逐渐对时局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发言权。华兴会成员对于军队的重要影响，促使其在同盟会中享有很高地位，并在1913年改组国民党后主导党内政治意见。

    由于民国时期国民党掌握政权，孙中山成为国父，地位声誉迅速提高到顶点，再经过国民党的政治思想宣传与夸大，让大众误认为同盟会为孙中山一人之主要力量，使得华兴会在同盟会中的地位被忽视甚至是被扭曲。实际上华兴会在同盟会中是占首要位置，获得主要领导权力，给同盟会的影响巨大，也为中国之革命建设做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作者冯淑洁系民革延安市委会党员）

 

参考文献：

[1] 黄兴:《黄兴集》, 第165-166页, 上海:中华书局, 1981年.

[2]﹝美﹞薛君度著, 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 第107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1月第1版.

[3]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3), 88页, 上海:中华书局, 1984年.

[4]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6), 216页, 上海:中华书局, 1985年.

[5] (美) 薛君度著, 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 第107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第1版.

[6]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3), 第88页,上海:中华书局,1984年.

[7]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6), 第216页, 上海:中华书局,1985年.

[8] (美)费正清著, 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第四版, 第202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