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皇帝制度建立之初实行的强化思想文化控制的举措。这种极端专制的政治倾向是在法家理论指导下形成的。《韩非子·和氏》写道,商鞅变法时早已曾“燔《诗》《书》而明法令”。科学史家李约瑟曾经批评,“(法家)以编订‘法律’为务,……他们倡导的极权主义颇近于法西斯……。”我们也许并不完全同意这样的结论,但是应当肯定对这种“极权主义”阻滞思想文化进步的揭露。

    汉宣帝对执政原则曾经有“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概括,强调儒法的结合,以为不能“纯任德教”,必须借用法家强权行政方式,不惜“持刑太深”。其实,儒学的“德教”,在镇压持不同政见者时,同样残厉。正如宋代历史学者司马光所说,就“罚恶禁暴诛乱”而言,其实“王霸无异道”。帝权至上,就是这样得以维护的。于是,“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他们“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可以任意“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专制”。中国专制国家分析的先驱者的代表人物是顾炎武和黄宗羲。论者指出,“从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所收《郡县论》、《生员论》,《日知录》的《乡亭之职》、《郡县》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的《原臣》、《原君》等,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专制国家认识的特点。”孙中山先生曾经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要去这种政体”,“不是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辛亥革命,就是这样的“要去”“君主专制政体”的“政治革命”。同盟会志士易白沙曾经著《帝王春秋》一书,指斥专制帝王是“吾国数千年残贼百姓之元凶大恶”,以人祭、杀殉、弱民、媚外、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多妻、多夫、悖逆12题,揭露历代王朝专制之罪恶。他在《序言》开篇就特别指出:“庄周曰:‘侯之门,仁义存。’此言帝王宰制天下,不独攘夺人民之子女玉帛,并圣智仁义之号,亦盗而取之。”《帝王春秋》用孙中山题签,十分醒目,又附有章炳麟《易白沙传》和易培基《亡弟白沙事状》,可以告诉我们作者的事迹。《帝王春秋》中多有精辟的思想光辉,如其中指出,“忠”,是帝王“蔽塞人民之思想”的精神奴化的形式,“忠”,亦“乃吾人精神生活之桎梏也”,就是相当深刻的见识。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存在长达两千多年之久,前期其能适应社会发展,并促进了社会进步,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后期逐渐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其腐朽性进一步突出地表现出来,外不能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内不能处理好复杂的国内局势,而且其存在的条件也逐渐丧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基础不断遭到破坏。

    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既是封建生产方式的深厚基础,又是专制政体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鸦片战争以后,这种曾经具有极强适应性的经济形态,在面对西方廉价商品的倾销时,特别是在布匹和一些日常用品上,根本无法与先进的生产力相抗衡,所以一些手工业不断遭到破坏,同时农业也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而这些新因素的出现,为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反过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冲击和动摇了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