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阶级基础逐渐缩小和离心。

    封建官僚体系,无疑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阶级统治基础。中央强大时,政府能够控制其庞大的官僚体系,而自从西方列强打破中国的锁国局面以来,清政府积贫积弱,逐渐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各地督抚的作用越来越大,无论改革,还是对外交涉,清政府都不能忽视他们的声音,以至于后来地方督抚敢公然叫板中央。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清政府向八国宣战,地方督抚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却大搞“东南互保”。在清末新政期间,岑春煊、陈夔龙、锡良公然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权。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清政府命岑春煊前去处理,岑称病不出,直接抗命。关于此事,时人是这样记述的:“已命端方,复起岑春煊,又寄谕滇督李经羲援川,李以不能离滇辞;旋又寄谕陕抚钱能训援川,钱以栈道不便行军辞;又谕粤张鸣岐分兵援川,张以粤乱方棘辞。”由此可见,清君主的权威已经不能正常施行了。另外,由于敷衍立宪,炮制“皇族内阁”,不仅引起地方督抚和士绅的不满,而且也加速了立宪派的离心倾向,清政府变得完全孤立了。所以,武昌起义之后,局面失控,一发而不可收拾。

    3、思想基础不断遭受冲击而动摇。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皇帝所宣扬的“君权神授”、“万世一系”思想不断遭到质疑。因为中国老是战败,而且要割地赔款,威信扫地。君权受到外来挑战时的窘况,一次是咸丰帝逃往河北,一次是慈禧携光绪逃往西安。这不仅在一般士人心目中形成极大的冲击波,就是皇族本身也会对皇权的至高无上感到尴尬。此外,面对外敌入侵,国势日衰,国人不停地探索御侮强国之路,思想不断得到解放。由于救国愿望迫切,先进的知识分子也不断地转换思路,他们发现,中国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政体,所以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先前的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纲常礼教自然不断遭到冲击和受到质疑。特别是后来的立宪派和革命派的鼓噪与宣传,一个主张君主立宪,一个主张民主共和,更是大大冲击了君主专制制度所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

    民主思潮从 20 世纪西舶东渡而入中土，以其崭新的政治理念和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是继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后在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与政治理念，强烈地冲击着社会的旧制度、旧观念，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潮流。自清末变法图强开始，走向现代政治的大辩论、大抉择就在君主立宪派和民主革命派针锋相对地展开: 是 “变法救国”，还是“革命建国”。随着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的失败退场，革命成为创造历史、社会进化的最终选择。辛亥革命是这一浩浩荡荡历史潮流的必然结果，选择民主成为建立新国家的国体想象和政治实验。孙中山先生坚信民主是西方崛起和强大的 “奥秘”，是积贫积弱国家救国救民的 “灵丹妙药”。在其思想纲领 “三民主义”中系统诠释了民主的精义: “何谓三民主义呢? 简单地说，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详细地说，便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其政治理念中浸透着民主精神: “民国则以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 “民国之国家，为全国国民所公有; 民国之政治，为国民所共理; 民国之权利，为国民所共享。”黄兴亦赞誉民主: “世界大势日趋于平民政治，吾人乃亦以平民政治为归宿”，“革命党之主张，则推翻满清之后，建设一完全共和国家，以实施其平民之政治。”民主的本质是主权在民，这成为自始至终贯穿辛亥革命的政治目标。民主思想在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规定的建国方案中清晰可见: “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1912 年 3 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正式规定了主权在民原则———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一切权力。主权在民成为 “民国之通义”，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民主实践更是星星之火，燎原华夏大地。国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国人从封建专制压迫下解放，获得独立和自由的新起点。《临时约法》规定，国家的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全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享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权利。民主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制衡机制、法治机制也遥相呼应展开运行。从选举来看，1912 年的全国大选中，登记的选民占当时全国人口的 10%; 从竞争来看，民国初期，政党雨后春笋，大大小小政党多达。无论从历史角度看，还是从现实角度说，民国民主 “初出茅庐”式的实践有力推进了政治现代化进程，把中国政治现代化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