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幸逢盛世，政治开明，又辛亥革命百年之纪，重读孙中山先生之著作，更觉无比亲切。兹将点滴感受，叙于笔端，以求专家学者斧指焉。

（一）民族英雄之胆略，科学务实之精神

    孙中山先生，生于清·同治五年（即公元1866年11月12日），世界一片骚动，欧洲工人运动此起彼伏。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南京条约》、《中日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把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推向更加困苦的深渊。而软弱无能的清王朝之卖国嘴脸暴露无遗。

    忍无可忍的中国人民，则奋起发动了反清抗帝的斗争。1851年洪秀全的金田起义，1853年小刀会斗争……，人民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而腐朽的清政府反来勾结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扑灭人民反帝的火焰，真正达到自蹈灭亡之地步。

    先生生于末世，出身更夫贫困之家，童年饱受磨砺又好学善问，崇拜英雄，心怀救国，他目睹国运日衰之现状，心潮如浪。1885年6月9日，清政府派代表李鸿章与法国公使签订了《中法新约》。中法战争的结局深深刺痛了孙中山的心，朝廷的卖国行径，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他痛感如不改革中国的政治，国家就必然走向灭亡。

孙中山从此立下了推翻清政府腐朽统治的决心，立下了革命救国的远大抱负。

    之后，经历了南华学医，借医医国，终在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大胆《上李鸿章书》。

    国学知识雄厚的孙中山，又接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他把物种自然法则“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优者胜，劣者败”的原理推广到人类社会的变革，认定当时的国情和满清政府盖“不适、劣者”之类，必取失败、灭亡之道也。

    在上书中，先生论道：“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求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1]明确指出国家欲图富强的根本道路。强调了仅以“船坚炮利”的唯武称强的片面性，必重“天、地、物、货”四事共兴，方为深谋远略之想。

对于此四者，孙先生逐一分论，采取中西对照，环环紧扣，逻辑推理讲得入情入理，令人叹服。

    如其一“所谓人能尽其才，在教育有道，鼓励有方，使任得法也”。而“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惜日久废弛，庠序亦仅存其名而已。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2]是说中华民族之教养有道早于夏、商、周三代就很发达，但至清已日渐退化，几成虚设。相反欧美各国学我中华而兴学重教，使其邦国崛起，启发人们深思之。而后又讲了教育开科内容，因材施教，鼓励上进，用其所长，各得其所等具体方法和政策。说理透彻，论证严密，非常务实。

    其次，“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三事者，皆详呈由理，说服人心，即对中堂之兴办洋务，唯途艰难，亦细作分析，评功摆好，具陈己见。给李鸿章抱以极大的希望。

    尽管孙中山先生的这次上书李鸿章，遭到冷遇，未曾成功。但上书的基本精神，把一位满怀救国激情，敢于为民请命，又非常重视实务，不尚空谈的革命家的气魄、胆略、见识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又使他抛弃改良救国的幻想，走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二）英明的政治主张，伟大的社会理想

    孙中山先生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遗产，又吸纳了欧美各国的先进思想，结合中国的国情，创立了自己一整套救国、治国的理论。1919年6月著成《孙文学说》出版，被上海《民国日报》评为“破天荒之学说，救国之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