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了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富强，孙中山先生非常看重苏俄对中国的军事援助，结果忽视了苏俄分裂蒙古的野心。而苏俄也利用孙中山的反帝心理，以欺骗的手段获得了孙中山对红军驻军外蒙古的支持，最终导致后来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

    【关键词】孙中山  苏俄  外蒙古 

    本文论述的是1920年代初孙中山与苏俄在外蒙古问题上交涉的一段往事。

    外蒙古自古就是中国领土。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外蒙古部分王公贵族趁机于12月16日宣布独立，建立了所谓的大蒙古国。但是沙皇俄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只支持外蒙古自治，反对其独立。根据1915年6月7日签订的《中俄蒙协约》，外蒙古被迫取消独立，北京政府则承认其自治地位。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为了推动世界革命，不断致函蒙古自治政府,鼓动其宣布独立,并表示要与它建立平等关系。1919年10月，北京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率兵进入外蒙古，迫使外蒙古在11月17日宣布撤消自治，重归中央政府领导。但是，在1921年2月，数千名白俄匪军侵占了外蒙古。6月25日,苏俄军队不顾北京政府反对，以剿灭白匪为名强行进入外蒙古。7月10日，在苏俄的支持和帮助下，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库伦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8月10日，苏俄政府声明，应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要求，红军留驻蒙古。从此，外蒙古就沦入苏联控制之下。苏联对外蒙古的侵占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巨大震动和强烈抗议，外蒙古问题也因此成为中苏建交过程中的主要障碍之一。

    为了打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苏俄同中国进行了多次谈判。在红军侵占外蒙古之前，双方谈判的重点集中在中东铁路和商约等问题上；红军侵占外蒙古之后，苏俄从外蒙撤军问题就成为谈判的焦点所在。1921年9月5日，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1]受命访问中国，与北京政府就中俄商约、中东铁路及蒙古三大问题进行磋商，其中苏俄从外蒙撤军是会谈的中心议题。但优林谈几个月之后，把撤军问题全部推给了苏俄，双方谈判无果而终。12月16日，苏俄的正式代表裴克斯抵京。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在与裴克斯会谈时，首先谈到的就是苏俄从外蒙古撤军问题，并指责苏俄在这一问题上出尔反尔。裴克斯则拿苏俄一手扶植起来的外蒙政权做挡箭牌，声称“蒙古地方政府近有请求暂不撤兵之举”，如中国确保蒙古不受白党扰乱，“本国政府可当立即撤退”。由于优林失信于前，北京政府不再相信裴克斯的保证。苏俄没有撤军行动，中国方面则对裴克斯也不予理睬。裴克斯使团因此成为苏俄在中国最不成功的代表团。^[2]

    1922年7月，苏俄政府为营造一个“较好的有利于俄国的局面”，^[3]任命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到中国商谈中苏建交事宜。当时苏俄政府认为北京政府是中国官方政府，因此将其作为建交对象。越飞到北京后，与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顾维钧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外蒙古问题成为双方争执的主要问题之一，顾维钧要求苏俄自愿撤军表示友好，越飞则宣称这个问题应与其他问题一并讨论，不应单独先行解决。^[4]由于双方在外蒙古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谈判陷入了僵局。越飞不得不转而南下寻求与孙中山合作。

    孙中山虽然对越飞与北京政府进行谈判十分不满（因为他认为北京政府是列强的工具，他的广州国民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5]苏俄应当只同他进行联系与合作），但是，为了取得苏俄支持和援助其统一全国大业，他仍然对越飞提出的合作建议做出积极回应。而越飞则趁机在外蒙问题上大做文章。

    在与孙中山的联系中，越飞一面声明坚持苏俄此前公开发表的对华宣言的原则，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以骗取孙中山对苏俄政府的信任；另一面又巧妙利用孙中山的反帝心理来为苏俄在外蒙古驻军辩护。1922年8月22日,越飞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说：“世界帝国主义在蒙古问题上败坏苏俄的声誉”，“中国政府不知为什么上了这个圈套,所有谈判都从我们何时从蒙古撤军这个问题谈起,同时它本身还组织宣传运动要求我们离开蒙古。其实,每个了解国际局势的人都清楚,我们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不打算向蒙古渗透。我们若在目前的混乱时刻撤出军队,日本帝国主义就会趁虚而入。所以我们现在离开蒙古对中国不利,您同意我的看法吗?”^[6]这种以批驳西方言论的方法来掩盖苏俄侵华行为的说辞,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结果，孙中山听信了越飞的外交谎言，帮助苏俄摆脱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他在给越飞的回信中说:“至于蒙古,我完全相信贵政府的诚意。我接受莫斯科无意使这一地区脱离中华民国政治制度的保证。我同意 ,在北京出现改组后的能同贵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政府之前 ,苏联军队应该留在那里。贵国军队立即撤走 ,只会迎合某些列强帝国主义的利益。”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