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飞接到孙中山的回信后大喜过望。1922 年8月30日，他在给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绝密电报中说，“今天，我的信使回来了，带来了孙逸仙的复信。我通过信使把信转给您。现谈几点基本想法。孙上了这个圈套，回答了所有棘手的问题。他说，现时的中国政府没有任何意义，它完全处在列强的控制之下。他同意我的蒙古政策，即必须解决共同谈判问题，立即把我们的军队撤出蒙古对中国不利。……”^[8]孙中山在外蒙古问题上的让步为国民党的联俄政策铺平了道路，而越飞则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在联合中国的同时又保全了苏俄在外蒙的利益。

    1923 年1 月 26 日 , 越飞和孙中山在上海联名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宣言第四条称:“越飞君正式向孙博士宣称,俄政府决无亦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之必要计。中国北京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9] 孙中山以为得到了苏俄不侵犯外蒙古的保证，维护了国家主权，但事实上，宣言为苏联驻军外蒙古提供了托词。孙中山之所以相信俄国人，主要是因为苏联当时以被压迫民族代言人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忽视了苏俄沙文主义的一面，结果导致苏俄势力在外蒙古日益坐大。1924年5月31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协定除重复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部分内容外,强调了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尊重中国主权。当时,中国各界人士热烈欢迎此协定,盛赞此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对苏联的“友好”赞不绝口。其实,从随后的历史进程来看，这只是中国承认苏联继续驻军外蒙古的一纸空文。

    苏俄对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民族主义利己态度，还表现在对孙中山的军事援助方面。当时北京政府由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控制。孙中山的理想就是消灭军阀，统一中国。当时进行军事行动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广州出发北上，路途遥远而艰辛。而另一条路线则是从库伦（现乌兰巴托）出发南征，途中只要经过河北的张家口等地就可以攻入北京。孙中山认为广州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和海军中心，以之为革命根据地有一定的冒险性，所以他希望在靠近苏俄的中国北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和革命根据地。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北方有更多的信徒，而且可以避免列强的干涉，就近取得苏俄的帮助。此外，从军事上讲，后面的进攻路线也有利于更快的统一中国。为了实现上述军事计划, 1923年9月，孙中山派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代表团（共4人，包括浙江省议员沈定一，英文翻译王登云，共产党员张太雷）赴苏联访问，就在蒙古的库伦建立国民党的军事基地一事寻求苏俄的支持和援助。

    9月9日，蒋介石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并向他们讲述了孙中山新的战略主张。其主要内容是:“在库伦以南临近蒙中边界地区建立一支孙逸仙的新军,由招募来的居住在蒙古、满洲和中国交界的中国人,以及从满洲西部招募来的一部分中国人组成,在这里按照红军的模式和样子组建军队。从这里,也就是从蒙古南部发起第二纵队的进攻。”^[10]1923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与鲍罗廷会谈时,再次谈到自己的革命计划。他认为:“如果他能够在中国中部或蒙古建立根据地,那么他就能够很自由地对帝国主义采取行动。”鲍罗廷后来在札记中写道，孙中山“期望着他的代表团在莫斯科谈判的结果。显然,他对这次谈判寄予厚望。而蒙古根据地对他更具有吸引力”。因为 “在蒙古,身后有友好的俄国,他可以实行‘更公开更坚定的政策’”。^[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