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苏联方面却毫不客气的拒绝了孙中山的这一军事计划。加拉罕在1923年10月6日就告诉鲍罗廷孙中山从北方进军是“空想计划”，并且明确表示“这个计划不可能立即实施。”^[12]11月12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总司令加米涅夫也对蒋介石明确地表示,“目前,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在中国做政治工作,因为不然的话,在现有的条件下的一切军事行动都将注定失败”。 ^[13]1923年11月27日,托洛茨基在接见蒋介石等人时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并不拒绝给予军事援助,但在目前的军事力量战略对比的情况下,不可能向你的军队提供这种援助。”他认为，国民党“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你们的军事工作不应当超过政治活动的）1/20，无论如何不要超过1/10。”^[14]

    尽管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形势的判断有自己的理由，但是，所谓“军事援助时机不成熟，政治工作还没准备充分”只是苏联反对孙中山军事计划的借口。其真实原因是因为苏联绝不允许孙中山在蒙古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从而威胁到它自身的安全利益，妨碍它逐步推动外蒙古脱离中国的计划。托洛茨基在和孙逸仙代表团的谈话中说得很明确：“…在从政治上使广大群众做好对解放运动的准备的同时，…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蒙古发起军事行动。”^[15]显而易见，在托洛茨基看来，外蒙古并不是中国的“本土”。因此，不管孙中山的计划能否实行，无疑都会遭到苏联的拒绝。苏联驻军外蒙古,目的就是为了把它变为自己的附属国。它不会容忍任何人妨碍自己的既定目标。身为代表团团长的蒋介石对苏联拒绝国民党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一事非常不满，他在日记中写到，“各国都是考虑自己的利益，什么朋友啊、盟友啊，都靠不住。”蒋介石对苏联染指外蒙古的野心洞若观火，回国后，他曾向孙中山进言，不同意联俄的政策，其主要原因就是不赞同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但孙中山并没有听从蒋介石的意见。

    在争取国外援助方面，孙中山向来都表现出很大的弹性。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为了获得英美的贷款推动革命，他主动向列强提出承认不平等条约。1912年2月，为了取得日本的借款扩充军队打倒袁世凯，孙中山曾提出把东三省组让给日本。1922年11月，为了争取同苏联的合作，孙中山表示愿意尽力协调苏俄与张作霖的关系。他写信给越飞说：“我丝毫不怀疑，贵国政府如果与我一起行动并通过我采用外交方式，而不是与吴佩孚一起行动并通过吴佩孚使用军事援助和武装力量手段，就能够从张作霖那里取得在理智范围内为保证俄国的安全所需要的一切”，“只要与我一起行动或者通过我，贵国政府就能从张作霖那里得到管理国家的高超艺术所需要的符合非帝国主义俄国利益的东西。”^[16]

    孙中山对苏联支援中国革命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是他将苏联视为“关系最为密切”的盟友、同意苏联驻军外蒙古的原因。但是，与所有善良的中国人一样,孙中山在当时还不可能看穿苏联占领外蒙的野心。因此，当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在苏联帮助下蓬勃发展的时候，外蒙古却与中国渐行渐远了。（作者宋永成系民革陕西师范大学总支部党员、李凯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注释：

[1] 远东共和国是1920年4月-1922年11月苏俄在俄国远东和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东建立的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目的是作为苏俄与日本之间的“缓冲国”。名义上独立，实则受苏俄控制。优林作为远东共和国的代表在1920年8月和1921年9月两次访问中国，同北京政府商谈政治、经济等问题。优林的访问，为苏俄代表团华铺平了道路，为中苏建交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