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的政府设计很快得以落实。8月8日召开的二届五中全会，废除了主席制，而改为委员制，46人当选中央委员。[16]10月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得以通过，这个法案由戴季陶、胡汉民、王宠惠三人组成的研究小组起草。新的国民政府主席由蒋介石担任，胡汉民任立法院长。此次国民政府的改组，无论从精神宗旨到政府设计都体现了胡汉民的思想。

    蒋介石显然对胡汉民的政府安排不满。他通过编遣会议，试图清除地方军阀势力，结果遭到军阀的联合反对，导致中原大战的爆发，但在张学良的支持下，蒋氏度过了危机，并且以战胜者的姿态，下手对政府进行改组。蒋氏希望建立的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国民政府，而军阀的分权和中央的“合议制”显然不符合他理想中的政府形象。蒋氏仍然强调他忠实继承了孙中山的思想，前面提到孙中山曾指出有一个“约法之治”的过渡时期，蒋氏希望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一个训政时期的约法，以推翻胡汉民制定的《训政纲领》，而遭到胡氏的强烈反对。1931年2月28日蒋邀请胡到官邸赴宴，乘机拘禁胡，得以操纵国民会议的召开。4月24日，《国民会议组织法》公布，各地推选之国民会议代表相继产生。5月12日，蒋氏利用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把“依据《建国大纲》制定训政时期政治纲领”写入条文，表明他继承总理思想的合法性所在，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最高领导权，废止了中央政治会议的领导地位。6月15日颁布的《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颁布法律、发布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而大大加强了国府主席的权力。[17]

    但是，蒋的做法遭到国民党内的一致反对，汪精卫、孙科、邹鲁等人南下，与两广军阀李宗仁、陈济棠联合，于5月27日在广州开会，公然反对蒋氏，形成宁、粤对立的局面。而“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外敌入侵的危机下，蒋主动向南方求和，以促成国民党内的统一，10月14日释放了胡汉民。胡氏与汪精卫遂发表联合宣言，针对蒋氏的个人独裁，要求恢复集体领导。12月15日蒋氏通电，第二次下野。26日，宁、粤、沪三方召开四届一中全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五院独立，各自可以发布命令，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上的责任”， “不能兼任其他官职”，“任期两年，连任一次”，成为名副其实的虚职。林森就任国府主席。而政府五院亦直接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中央政治会议”虽然未能恢复，但政府组织大体回到胡汉民设计的集体议事的“委员制”。[18]行政院俨然成为政府的重心所在，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旋即要求蒋介石复职，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形成“汪主政、蒋主军”相对稳定的格局，直到全面抗战爆发，蒋才得以重建其独裁地位。而胡汉民则不愿出山，蛰居广州、香港，直到1936年去世。

    总的来看，孙中山关于“以党治国”只在《建国大纲》中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意见，“训政”的制度设计严格说来，是在胡汉民手中完成的。胡氏堪称国民党的立法专家，正是在他任立法院长期间，国民政府的一批重要法律、法规出台，他被誉为“承中山先生之后，隐然为党国理论之中心”，诚非虚言。但是，正因为总理只留下“微言大义”，也给了蒋介石充足的解释空间，蒋氏对政府组织有着自己的想法，并拥有实现这些想法的决心和手腕。这是蒋、胡对立的根源。但不论党内在制度设计上的分歧有多大，在党对政府和社会的控制上，他们的意见却是一致的。（作者冯峰系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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