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据郭希仁《从戎纪略》记载，一九一一年八月间，“时勿幕亦拟与蔡体平、刘裕如诸党人赴北山，扎根据地。临行与余密约，如他省有事，即飞函相告，当相从计事，勿幕又贻余墨侠二字草书，以为符信”。勿幕对希仁的密约仅仅是“如他省有事，即飞函相告，当相从计事”的寥寥数语。如井勿幕在北山另有“密嘱”，他首先应该告知在西安“主持机关”的希仁，不可能钱鼎得信，希仁有不知的道理。希仁在《从戎纪略》一文中没有记载《密嘱》之事，实际就是没有《密嘱》一事。
陕同盟会会员、起义重要见证人李仲三写的《辛亥革命之简要》一文，也未提及勿幕“密嘱”之说。
上述史实说明，陕西新军举义根本没有井勿幕的“密嘱”和委托的影子。李贻燕的所谓井勿幕“密嘱”一说，完全是无中生有，毫无史实依据，实属空穴来风。陕西新军十月二十二日的举义，完全是举义领导人钱鼎、张凤翙基于对当时严峻局势的准确判断，临机独立提出和决定发动的。时井勿幕不仅不在西安，还远在北山，等其回到三原，西安起义不仅打响并基本成功。那时通讯联络极为不便，而井是通过什么方法委托省中同志“从速发难”，而他自己却不参加呢？广州起义他都奋力前往，西安起义他能让其他同志“从速发难”而自己不参加吗？这一切不得不让人思考，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宣传处长李贻燕，是出于何种目的和隐情精心地编造这一弥天大谎，扰乱视听，以欺骗国人呢？
C.对井勿幕的“拥戴”问题
著名学者、国民党元老章太炎写的《井勿幕墓志铭》一文中说：“清宣统三年九月，同志谋起西安，以应武汉，时勿幕在耀州，仓卒推张凤翙摄军事，阴戴勿幕为大都督。勿幕使人晓譬，言亟易主帅，徒自扰。乃推任陕北招抚使”。胡景通、严佐民合著的《井勿幕传略》一书也有相似说法：“一九一一年十月下旬，陕西革命军司令部举行会议，仓卒推张凤翙为军事首领，众人仍暗中拥戴勿幕为大都督。勿幕在耀州使人转告他们，临时换帅，只能是自己扰乱自己内部，制止了众人的企图，遂推定张凤翙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钱定三、万炳南为副统领”。显然《传略》所写的相关内容是来自章太炎的《墓志铭》一文。 两文中“大都督”的提法，与当时的实际不相符，时“都督”一称不冠“大”，当时陕西军政府的首脑 称“大统领”，不称“都督”，更没有“大都督”的称谓。《墓志铭》、《传略》两文关于“拥戴”的说法，遍查陕西辛亥革命史料 ，找不到类似的记载和线索，没有史料佐证支撑。陕西辛亥革命参加者郭希仁、朱叙五、党自新、张钫写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成立军政府时有关协商推荐军政府首脑的概况，会上会下斗争激烈，万炳南要当大统领，张云山竖起洪汉军的旗帜，与复汉军对抗，闹得险些形成分裂的局面 。陕西辛亥首义参加者基本上是陕西新军的官兵，据参加者的回忆文章，在推荐协商起义总指挥和军政府首脑时，根本无人举荐井勿幕。上述情况只能说明井勿幕在陕西新军起义军人当中，尚没有威望和地位。在起义过程中，陕同盟会在西安的会员（时陕同盟会内部亦有渭北派、咸长派之分，）陆续参加到起义司令部工作，参会者中也有陕同盟会的代表（多系咸长派），他们也没有人公开推选井勿幕担任大统领。在陕同盟会中（特别是渭北派），井勿幕的威望应该是很高的，我们假设陕同盟会中一些人暗地拥戴勿幕担任大统领是可能的，按勿幕的人品，他也是会那样表态的，《墓志铭》和《传略》中这段史实可能是记述了陕同盟会中一些人私下的意见。但按当时的通讯条件，“勿幕在耀州派人转告”制止的说法又难于成立。其“仓卒”一说，也欠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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