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清帝退位，升允封锁消息，一意孤行，已引起部下不满，马安良部已下停战决心，彭英甲是一个老官僚，他以袁世凯马首是瞻，不经升允商量，直接与袁世凯通电联系，使升允陷入势穷力孤的地位。陕西军政府鉴于战祸蔓延，民不堪命，请关中名儒牛梦周、张晓山，往劝升允罢战息争，主动要求讲和。升允见大势已去，不可挽回，只好对牛、张说几句光堂话亦作收场。说甘军被胡景翼打败，升允“退却请和”是不符实际的，是和史实相悖的。
朱叙五、党自新都是战争的亲历者，他们的记述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毫无疑问，李贻燕的说法缺乏依据，是站不住脚的。
六.结论
井勿幕在陕西辛亥革命前的秘密活动时期，主要在知识分子中活动，发展同盟会员，创建了陕西第一个同盟会组织，开展反清的革命活动，他是陕西同盟会最主要的创始人、领导者和先行者，是一位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同盟会陕西支部的会员中，是一位颇具人望的革命领导者。在联络会党方面，开始阶段，井勿幕对三合会、慕亲会尤感兴趣，与其头目过往甚密。后来虽然通过联络哥老会、刀客的决定，但少有做扎实具体工作的。他所领导的陕西同盟会，大多数会员不愿意与会党为伍，所以缺少群众基础，只有笔杆子，缺少枪杆子，虽然多方设法搞枪支弹药，效果均不佳，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武装。勿幕几次提出起义，一直无法起义，放些空炮，皆因没有革命武装队伍而搁置。辛亥八月，勿幕决心创建根据地到渭北活动，组建起义革命武装队伍，做武装起义的进一步准备工作。就在这段时间里，形势急剧变化，关键时候，陕新军中以同盟会员为核心的陆军同学会，联合军中哥老会，果断决定，乘势主动发起了武装起义。陕西辛亥革命，主要是指陕西新军在省城西安成功发动的武装起义，并得到全省各地的响应，彻底摧毁了满清在陕西的统治。而这次革命，阴差阳错，井勿幕已两个多月不在西安，没有参与陕西新军起义的策动和领导工作，起义后的第六天才赶回西安。成立军政府时，也无人推荐担任军政府首脑，说明勿幕在起义部队中的影响力并不大，还不是起义军人的偶像，起义军人追随的是张凤翙和钱鼎，就无人推荐勿幕担任军政府首脑，省军政 府仅仅给了他一个好几路招讨使的北路安抚招讨使的职务。
陕新军起义后，勿幕策动了渭北各县响应，支持了省城首义，推动了全省起义。后在军政府统一安排下，与陈树藩一起东援三晋，取得成功。在西线乾州告急时，主动派出胡景翼部西出三水，与友邻部队一起，取得激战张午原的胜利。在陕西辛亥革命中，井勿幕确实有不朽的功勋，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在一些绍介和纪念文章中，有的对井勿幕的评价有违客观历史事实，颇值得商榷。如杨鹤庆在《井勿幕先生殉国二十七周年公葬悼唁》中称“陕西无勿幕，则无辛亥九月初一之义举，无陕西九月初一日响应武昌，则中华民国之创造，未必如是其速也”又说“推其首功，勿幕之力也。”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些片面绝对化，对勿幕个人的历史作用太夸大了，在历史事实和理论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清朝末年乱世，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时势已经到来，抓住机会的人就可能成功，成功的人就是英雄。没有井勿幕，难道不可能有张勿幕、李勿幕站出来领导革命吗？陕西辛亥革命事实的实际情况是，恰恰是勿幕已两个多月不在西安，则有钱鼎、张凤翙成功地领导了陕西新军的起义。杨鹤庆的说法，既不符合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陕西辛亥首义，“推其首功，勿幕之力也。”一个没有参加辛亥首义的人，首功岂能记在他的名下，这个论断真是有些滑稽可笑。
王民权先生在其《若干疑点》一文，已用铁的事实批驳了李贻燕等人编造虚假事实之说，并十分肯定地说：西安起义时“先生（指井勿幕）恰好不在西安，事情是由省中新军中的若干志士，如张凤翙、钱鼎、张钫诸先生发动和指挥，也是大家公认的史实，从来不见有任何不同的说法。”肯定这次起义没有受到任何人的主使，是张凤翙、钱鼎、张钫诸先生自主发动的。按王民权先生的上述认知，对井勿幕在陕西辛亥首义中历史地位的推断，应该不会出错哇！可惜，仍然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判断。王民权先生在《先烈勿幕先生的历史定位》中公然赞同“张凤翙是这场革命（辛亥革命）的具体领导者，井勿幕是这场革命的策动者和精神领袖”的说法。我们把王民权先生的《先烈勿幕先生的历史定位》与《史料中勿幕先生与陕西辛亥革命的若干疑点》两文放在一起研读，明显看出民权先生在认知上的矛盾，既否定勿幕的“密嘱”和委托之说，又肯定“勿幕是这场革命的策动者和精神领袖。”张凤翙、钱鼎并没有接受任何人的主使，而是独立自主发动陕西辛亥首义的，反而只承认是“具体领导者”。所谓井勿幕“策动”之说，他策动的是谁，又是咋样策动的，没有提供史实依据，没有依据的定论是不能成立的。在林家坟会议和成立军政府的会议上，都无人举荐勿幕先生，说明他在陕西新军中没有追随者，一个没有追随者的人岂能称谓“精神领袖”吗？功劳归功劳，历史定位要恰当。“井勿幕是这场革命的策动者和精神领袖”的历史定位难以服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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